“基隆事件”的前因后果,由基隆而淡水,由淡水而福州,由福州而北京,一路电传,当晚十点钟左右的时候,送进了宫里。
飞骑四出,文祥、曹毓瑛、许庚身、郭嵩焘四位大军机,以及外务部尚书钱鼎铭,奉命入宫军机处会议。
彼时,宫门下钥已过了两个半时辰,不论宫里、宫外,都过了上床睡觉的点儿,此时外臣入宫会议,前所未有,唯一一次例外,就是替穆宗“叩喜”那一次,不过,那一次,只是亲贵重臣奉诏夤夜入宫,“叩喜”之后,大伙儿响应轩亲王的建议,出宫之后,至朝内北小街后花园芙蓉榭“小坐”——座中论及的,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情,但究其竟,并不算真正的“会议”。
下值之后,几位大军机——有时候,也会加上一、两位别的重臣——凑在一起,商议国事,亦寻常之事,不过,第一,从没有晚到戌正时分的;第二,地点都是在军机领班的家里——以前是凤翔胡同,现在是朝内北小街,从没有宫门下钥之后,再重聚于军机处的。
则文、曹、许、郭、钱五位尚未入宫,会议尚未正式举行,便已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极为强烈的信号——是次会议,大非寻常!
第二天一早,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《告万国书》,大意如下:
第一,法国“凯旋”、“梭尼”二舰泊靠我基隆港,其时,中法之间,虽有“升龙事件”和“十二条”之龃龉,但我依旧严守《万国公法》,秉持待客之道,为法舰补充煤、水、米、肉、果、蔬,以及各种日用品,一切需求,纤细未遗。
同时,专门张贴告示,晓谕所属商民人等,于各国船只,务必一视同仁,公平货卖,不得居奇刁难,致干拿究。
法人以“游历”名义,一再强闯我军事禁区,干犯我之军法,我亦以大局为重,好言相劝,一再优容,并未按章予以拿捕。
我之仁,我之义,至矣!尽矣!
孰料法舰离港之时,突然炮击我进港水师船只,我毫无戒备,两船中炮沉没,船上水勇,罹此难者,凡二十四人!
在主人家吃饱喝足,即打砸烧杀,不顾而去,天底下竟有这等恶客?此虽野蛮生番亦断不肯为之举,竟出自法兰西军人之手?
我何能再目法兰西为文明国家?
若法舰以堂堂之阵,向我挑战,犹有可说,然其缩头藏尾,不敢正面我之炮台,却于离港之时,浓雾之中,袭我毫无戒备之船只,卑劣至此,怯懦至此,夫复何言?
我二十四名枉死之军人,亦为父母生养,亦有娇妻爱子,一人殒命,一室同悲!
天理昭昭,此怨不修,我二十四名军人,何能瞑目于九泉之下?又何能慰生者之人心、彰法律之公义?
故此昭告万国,并正告法兰西国:基隆之怨,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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