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了扶手,电话线被我拉得老长老长,里头的忙音一直嗡嗡响,听筒掉进了水里,我不顾也不管,大声的唱歌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到床上睡着。第二天我正在前台办退房,程子良给我打电话,我不愿意接,按了挂掉,过会儿他又打,我又挂,等他打第三遍的时候,我不耐烦了,在电话里朝他发脾气:“你能不能不来烦我了?你到底有什么身份立场来管我的事?”
他没有再说什么,程子良到底是有自尊心的,不会刻意的纠缠。
我回到濯有莲上班,心浮气燥,处处都看不顺眼。员工们都知道最近我心情不好,所以个个都敛息静气。只有阿满敢来找我麻烦,让我跟他一块下酒窖点红酒。特别贵的酒每季度盘存一次,要由我亲自签字,这原本是规章制度。我也不敢反驳,只好跟阿满一块去酒窖盘存。
酒窖里头是恒温恒湿,人不会觉得特别舒服。架子上密密麻麻一支支红酒,好些都积着厚厚一层灰尘,据说这也是惯例,好的红酒,不兴常常拿出来擦瓶子的。而是客人要喝的时候,才取出来拂拭,正好有年代久远的沧桑感。
我想起了有一次在土耳其旅行,异国的古老城市,有着传统的市集。有一家小店里全是古代的铜器,颇有些年份。店主将那烛台拿出来给我们看,上头积满沉沉的油烟,底座上满是灰尘,吹一口气,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我很狼狈的捂住脸,偏有人笑着说:“这是历史的尘埃。”
阿满还蹲在那里核对红酒的标签,我忘了我跟谁去过土耳其,就只记得那句话。还有我那时候用来掩住口鼻的亮蓝色丝巾。在地中海的邮轮上,甲板上风太大,那条丝巾被风吹到海里去了。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,就像是电影的蒙太奇镜头,从我脑海中一晃而出,一闪就不见了。
我摇了摇头,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些莫名其妙的事,如果真的有一部分记忆失去,那么就让它失去好了,我从来不为失去的东西苦苦纠结,因为对过去念念不忘是太奢侈的事情,我哪有那种资格。我跟阿满一起清点红酒,每个人一个架子,点来点去少了一瓶好年份的ChateauHaut-Brion,这瓶酒进价可不便宜,阿满又点了一遍,还是少了一瓶。
阿满去核对出库的记录了,我坐在酒窖里歇口气。折腾半晌,灰头土脸的,所以我也懒得搬椅子,就坐在地面上,背靠着那些价值连城的酒……一格一格的架子让我的背很痛。我忽然对这样的生活觉得厌倦,十年了,锦衣玉食,名车豪宅,最丰富的物质我都有了,每次当我驾着跑车像一阵风似的卷过街头,无数人羡慕嫉妒,我自己得意洋洋,可是我到底在图什么呢?
怪不得苏悦生说看着我烦,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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