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差别,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。发达繁荣的地区,商税反而更少,在经济发达的地区,尤为明显。
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,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,甚至是抵触。
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,一旦完成定额,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;
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,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,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。
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,榷税杭州时,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。
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,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,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。否则,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?
如果按照这三位“名臣”的收税标准,别说三十税一了,就是一百税一也达不到啊!至于定额,不过是比以往相比能看得过去的数字。
杨乔时这个大混蛋就更过分了,领着国家的俸禄去征税,你让商人们看着给。做慈善,还是打发要饭的呢?
所以,税率很低还不是最大的问题,能真正落实地征收,收入也肯定比现在要高得多。
当然,既然要改革,朱由校就准备一步到位。尽管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,但路总要走下去,排除困难,解决问题,总不会变得更坏就是。
而江南商会的人肯定不会明白皇帝的深远考虑,他们觉得加税是肯定的,皇帝需要钱嘛!
不管是掠夺,还是压榨,只要不是敲骨吸髓,只要还有赚头,也只能忍下去了。
但在江南商会的高层人物中,却有嗅觉更加灵敏,想得更加深远的。
“诸位,在某看来,增加税率是肯定的,但未必会很高。”
夏中时捋着胡子开口说道:“看看《大明论坛》,最近两期可都是在说官员的问题。邵经邦、杨乔时都是官员的反面典型,是沽名钓誉的小人。”
头不大,眉毛稀疏,身材干瘦,但微黑的面孔时时显露出深邃隽冷的思想。这就是夏中时,平常不显山不露水,却常常有惊人的想法。
而夏中时能跻身江南商会上层,是同乡唐默的赏识和力荐。因为夏中时少时入私塾,“十岁通经史大义”,闻名乡里。
如果不是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,家中只有他一个男丁要撑起重担,他不会“辍儒之贾”。说不定,他已经金榜题名,成为官员了。
别人或许不喜欢夏中时,他也不喜欢贪鄙不文的商贾,但唐默却甚是看重,笑着说道:“老夏,说得再明白些,也让大家放心。”
夏中时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水,缓缓说道:“邵经邦、杨乔时辜恩买名,有负朝廷。身为榷税官员,却不尽职尽责,还当的什么官儿?”
唐默沉吟了半晌,猜测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朝廷还要整顿官场,并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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