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位“大改革家”，若想要在“变法”外再说出点什么共同点来，那么约莫也就只有都没得到了好下场。

　　而这四场变法中，唯一获得成功的，也只有“商鞅变法”一个。但是虽然商鞅变法成功，却也没能逃得过一个车裂的结果，算起来比后面几个还惨。

　　其实究起变法失败的原因，若是细心点，就可以看出。变法之败不在变法。而是败于“变而返之”。

　　绝大部分变法者。是不可能会有萧墨轩这样地眼光和预见的，可以想出很多“古怪”的念头来改变。所以。他们的变法自然是要改变一些原来地平衡，损害一些贵族和世家利益。总之，就是很得罪人。

　　得罪了人，自然会有人出来反对。变法者得势或是在世时，兴许还好，可是一旦失势，那些被伤了皮肉的人就要出来翻天。同样，如果变法者优柔寡断，左右失衡，也会有同样的结果。

　　事实上，四次变法中，唯一一次成功的“商鞅变法”，也正是因为商鞅死，而秦惠王

　　“不易其法”，最终才成就了大秦的伟业。

　　“王莽新政”败于政令左右摇摆，最后反是落得两边不讨好；“王安石变法”毁于司马光之手；而张居正的改革，则是断送在了张四维手上。

　　而这三次失败的变法，其中“王莽新政”的失败揭开了混乱的三国时代；“王安石变法”地失败把大宋朝拖入了党争地泥沼不可自拔；”张居正改革“的失败同样让大明朝从此人心涣散。

　　汉，宋，明，中国历史上三个浓墨重彩地王朝，最后的覆灭却都和三场失败的变法不能完全脱开关系，这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。

　　秦变法而强，汉宋明变法而亡。四次变法，每一次中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，商鞅变法对原有贵族阶层的削弱，绝对不会比后面的任何一次少。如果要说区别，那么其中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大秦把一条路走到了底。

　　北宋元元年，司马光为相，尽废新法。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的苏轼，范纯仁却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为新法维护，无奈最终力劝无果。消息传到金陵，王安石愕然失声，泣下曰：“此法终不可罢也。”

　　万历十年，张居正殁。张四维上疏万历帝，请废新法。数十年后，东林党人的精神领袖，昔日张居正的政敌邹元标。在目睹了数十年间大明朝迅速的腐溃之后，才幡然悔悟。已经八十多岁的邹元标，拖着一条当年被张居正打断的瘸腿，四处呼号，企图唤回当年的新政。

　　东林党空有清流之名，却无济世之才。面对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，醒来已晚的东林士子惟有大声悲歌：“世间能无张居

　　“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

　　熟知“张居正改革”失败的萧墨轩，除了越是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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