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,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。
道理其实很简单:国伦理在家伦理,从小就能看到大。比方说一个人虐待父母,却宣称忠于祖国,靠得住吗?同样,南蒯背叛家君,却宣称忠于国君,谁相信呢?更何况,他只是季孙大夫之臣,大夫才是国君之臣。鲁国国君的事,是他该管的吗?如此僭越,难道也叫“效忠”?对不起,这叫“上访”!
南蒯不明白的,魏绛明白。
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。因为功勋卓著,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,魏绛表示不敢当。魏绛说: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,因此可以镇抚邦国,同享福禄,怀柔吸引远方之人。这才叫“乐”。
奇怪!乐,为什么能“殿邦国,同福禄,来远人”呢?
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,礼是伦理化的乐。
是这样吗?
是。
周人的乐,甚至古人的乐,并不只是音乐。准确地说,是诗歌、音乐和舞蹈的“三位一体”,叫“乐舞”。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“乐”,就包括一组编钟,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。
但,乐舞叫做乐,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。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?节奏和韵律。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?秩序与和谐。秩序,就是礼的节奏;和谐,就是礼的韵律。因此,礼治社会,就应该像音乐作品;社会成员,则应该像乐音。乐音有音高、音长、音强、音色的不同。社会成员一样,也得有差异。有差异,才多样。多样统一,才和谐。
礼,就是界定差异的。
问题是:怎么界定?
说复杂也复杂,说简单也简单,无非“别内外,定亲疏,序长幼,明贵贱”。区分华夏与蛮夷,是“内外有别”;区分血亲与姻亲,是“亲疏有差”;区分老者与少者,是“长幼有序”;区分嫡子与庶子,是“贵贱有等”。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“制度”。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,只能扎头巾,叫“帻”(读如则)。贵族当中,士又只有冠,没有冕。冠冕堂皇的,是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。
显然,这里最重要的是贵贱,贵贱是“音高”。其次是亲疏,亲疏是“音长”。再次是长幼,长幼是“音强”。至于内外,或许可以看作“音色”,华夏民族是“黄钟之鸣”,蛮夷戎狄是“瓦釜之音”。如果“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”,那就不是“亡国”,而是“亡天下”了。
不过在周人看来,他们的天下不会亡,因为像音乐。天子和诸侯是“高音”,大夫和士是“中音”,平民和奴隶是“低音”。也像音乐团体,民族和国族是乐团,氏族和宗族是乐队,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是指挥。
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,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、最悦耳的奏鸣曲。主题,据说叫“和”。
是的。礼辨异,乐统同。礼,就是让人遵守秩序的。乐,则是让人体验和谐的。
所以贵族要“钟鸣鼎食”,还要佩玉。玉是“君子之器”。它高贵、典雅、温润,不张扬,文质彬彬。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,是要发出声响的。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要合乎礼仪,要有节奏。有节奏就有节制,也就气度不凡。
学习音乐,观赏乐舞,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。如果有条件,还应该向全民推广。孔子的学生言偃(子游)主持武城县工作时,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。周人认为,庙堂有音乐,则君臣“和敬”;乡里有音乐,则宗族“和顺”;家中有音乐,则父子“和亲”。[5]难怪孔子上课时,会有学生鼓瑟。
[5]君臣“和敬”,宗族“和顺”,父子“和亲”,见《礼记·乐记》。
这就是“礼乐教化”。但,这跟“以德治国”又有什么关系呢?
不妨“实地考察”一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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