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公文满案,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,赵昺的‘工作量’是大大增加,每天可谓是废寝忘食,也让身边的人,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,但又十分不解。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,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,也就是说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,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,在他人看来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烦。
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。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,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‘特殊地位’拉起了一支队伍,并逃到了琼州。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、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。也有如蔡完义、蔡乔、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,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。
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,整体素质不高,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。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,那时候人数少,大家又是聚居一处,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,还是私下里讨论,基本无需动笔,即便行文也是简单明了,就事论事,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,看着有失文雅。
但是随着队伍壮大,尤其赵昺继承大统,行朝迁至琼州,定府城为行在后,他也住进宫中。如此一来,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,且一切都正规起来,公文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。随迁而来的官员的文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,且又多有官场经验,这对他们来说不叫事情,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!
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,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“奏议宜雅”的写作要求,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。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,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,符合道统,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,不失范,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。
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,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,符合“大道”。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,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。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,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,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,否则便无法成文。
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,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,论证自己的观点,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,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,让你无法驳斥。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,援古以证今,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,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,虽有‘绑架’之嫌,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。
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,公文大量引用经书,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,儒家经书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《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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