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氏意图夺占关中,意图割据,让赵昺有些手忙脚乱,却也并不意外。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蒙元的覆灭,会引发一系列的混乱。他原本的对策是坐山观虎斗,任盘踞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诸势力争斗。待中原稳定,蒙元各方旧势力斗的筋疲力尽的时候,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,完成统一。
现在汪氏的突变可以说让赵昺的计划出现了变数。而说不意外,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,王朝的更替,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崩溃,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,统一局面也迅速解体,从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。
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,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,过去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集体爆发出来。现下蒙元政权出现崩溃的迹象,也是因为内部问题长期积郁得不到解决,又逢大宋北伐的胜利,兵临都城之下,遭遇灭国之危的契机,各种矛盾便迅速激化,秩序解体。
赵昺以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现了严重问题。蒙古的权力继承初期实行‘幼子继承’和‘库里台大会’并行的制度,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乱。
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了窝阔台导致幼子继承制被打破,引发了后世子孙对汗位不择手段的争夺;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出后,引入汉法,欲采用嫡长继承制,又引发了内部的混乱;在其死后真金继位,但在内外压迫下没干几年就一命呜呼,其临终又打破嫡长刚刚实施的嫡长制,传位给幼子铁穆耳。
这些导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,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。而中央政权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地方,政令往往朝令夕改,当权者年年生变,地方藩王豪强拥兵自立,中央权威几乎不存。且地方旧有权力分配不当的隐患也随之暴露无遗。
蒙元地方行省强的时候可以对抗中央,弱的时候无力镇压内部起义。加上达鲁花赤制度和札鲁忽赤制度,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力,地方豪强如盐商、宗族、匪帮等等割据自立,也形成当下地方割据的重要武装力量。
其次蒙元经济政策的缺陷导致了财政崩溃,进而影响到了汗位的稳定,使得草原势力与中央政权间的离心力增加。而忽必烈制定的‘赐赉制度’可谓是罪魁祸首。
当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,征战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据税收极大部分的税赋也输送到此。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后,库里台大会的主要王公们在留守草原,为了拉拢这些王公贵族,每逢登极、亲政、万寿、徽号、配享、升祔、册立、军功、婚丧等等,不管是哪种名目之下都是要给这些王宫贵胄赏赐。
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时期往往都有雪灾、旱灾,为了保持龙兴之地的稳定,元朝几乎每年都要赈济留守族民,保证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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