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以为当时隋朝收拾了魏晋的烂摊子,另立了乾坤,是需要锐意改革,但错在杨广操之过急。开科举是功在后世,利在千秋的好事;迁都洛阳,占据中原要地,亦是巩固统治的必需;开运河贯通南北,也是促进民族融合,物资流通的好事;而征高丽是开疆拓土,巩固边防的需要。可以说这几件事杨广做的都不算差,但最后怎么就落了个暴君之名呢?
当前赵昺面临的情况应该说与杨广相似,在世人眼中他领兵收复江南是延续大宋的国脉,可大宋已经陷入敌手十年,说是复国不若是重新开国。他现下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巩固统治,北伐中原来完成统一。他们欲发动战争的原因却是一致的,都是想通过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,携大胜之威来促进内部的改革,且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。而他与杨广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好大喜功,一个是迫于形势。
杨广征高丽一败再败,但他为了面子却一意孤行,连番出兵,而没有顾及开科举引发的统治阶层间的矛盾,迁都和修运河已经是举倾国之力,民力和物力几乎消耗殆尽,从而导致国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爆发,而贵族借机反叛,利益集团分裂,陷入万劫不复,导致隋朝两代而亡。
赵昺比之杨广胜在头脑尚还清醒,没有因为连番胜利而傲娇,而他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改善被动的防御态势。与此同时,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,迁都、亲祀、大婚等一系列的大事不仅将国库的积存消耗殆尽,连自己的私房钱也没剩几个。
而战争打的就是钱粮,一旦战争不能按照计划迅速取胜,陷入胶着状态,就得靠增加赋税来维持战争,结果显而易见。另一方面,赵昺发现朝廷内部已有分裂的迹象,而对于自己的改革士大夫阶层也一直十分抵触,废黜自己的心思一直就没有断过。
所以赵昺及时踩了刹车,以免矛盾激化,重蹈杨广的覆辙。而回手先行积存钱粮,整顿朝廷内部,稳定民心、军心,再待时机。那么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领军人物,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改革的潜在障碍。但也会成为赵昺的心头之患,其若是配合自己完成改革,作为有功之臣,自己只能大加封赏,使其地位更为稳固;若是领头反对,就必须加以镇压。
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’,赵昺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妙处,无论吴家怎么样,即使是闭嘴不言,也难以让他消除怀疑。而他来时之所以大张旗鼓的领兵回宫,就是欲先行处置皇后以做个预热,先行除去吴家在宫中的臂助,却没想到的是吴硕这个败家玩意儿居然拦驾耍威风,还大放厥词,让他有了一个能够处置吴家的合情合法的理由……
上元节午宴便皇帝的家宴,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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