……虽然每亩单产低一些,还要多养几条牛,但是还是比招佃划得来。”
“而且现在的田价也太低,四川这里上好的水浇地都一亩卖不了四十块,如果是中田、下田就更不值钱了。如今的士绅之家都不大愿意买田置产,寻常的农人想要置地又多冒险去关外、南洋。只剩些土财主在买地经营,他们只晓得赚钱,哪里会管佃农的死活?”
“问题还是出在科举改革和官府下乡上面,如今士绅之家在乡间几无立足之地……”
在座的官员议论纷纷,说到后来,果然找到了问题的根结――由于科举改革让一大批士绅失去身份,而官府下乡又压缩了士绅统治乡村,垄断地方权力的空间。由此造成的后果,自然是封建士绅这个阶级的渐渐衰败。而士绅阶级衰败的背后,当然是依附士绅的佃租制农业的崩坏。因为士绅从佃租制农业中获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分润国家的税收!而没有士绅身份,无法统治基层社会的普通地主,是根本不可能从佃租制农业中获取多少利润的。对他们而言,直接经营土地和农村工商业,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。
……
“王大人,兄弟我卖地的契约文书没有什么问题吧?这二十亩水浇地的田皮田骨是不是都归兄弟所有?应纳的契税、印花税,兄弟没有少交一文吧?”
此时此刻,在大邑县裁判所的公堂上,一场因为退佃所引起的纠纷正在审理当中。贫下中农王小三拖着一家老小,可怜巴巴的跪在公堂之内――依着眼下的《钦定大明宪法》,他们根本不用向官老爷下跪,不过下跪也是他们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。
而没有功名在身的刘宗英,则是大马金刀的坐在一把椅子上面。他没有了秀才功名,却是堂堂大邑县公局议员,还是大邑县里面的纳税大户,虽然不是官身,但是却不怵王安国这个堂堂七品县令。
“刘议员,本官知道你有道理,所行也都合乎国法。但是人情你也不能一点不讲啊……这王小三是你安仁镇的同乡,乡里乡亲的,你就真忍心看着他一家流离几千里,一把骨头都丢在苦寒蛮荒之地?”
“王大人,我现在是买卖人,买地是为了牟利,只要不违反国法,当然是怎么利大怎么来了。至于王小三他们一家去东北、南洋又有什么不好?那里地广人稀,朝廷还帮着置业安家,不比窝在安仁镇吃苦受穷要好?等我家老二长大一些,我也打算让他放弃继承权去南洋闯荡一番呢!”
刘宗英此言非虚,他的家业虽然不小,但是也经不起仨儿子来分,所以打算让自己的次子按照“悌让法”,放弃继承权去婆罗洲领取一块朝廷赐与的土地(当然是在相对安全的婆罗洲西部和北部)。这样的安排在眼下的大明地主富农之家中是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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